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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为何说是王安石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，具体原因是什么？

为何说是王安石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，具体原因是什么？

到宋神宗时期，北宋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，虽然有过一度繁荣，但由于内部机构臃肿，人满为患，外部辽国、夏国不断侵扰，军费开支陡增，加上花钱买和平，每年要向辽、夏支付高额赔款，导致财政空虚，人民生活困苦，许多走投无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，四川王小波、李顺起义，就暴发在这一时期。

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，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年轻的宋神宗为了摆脱困局，起用王安石，推行了变法，史称“熙宁变法”。王安石远见卓识，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破除弊端、发展生产、增加税收、提升军备的政策，也是对症下药，颇见成效。然而，为什么史书中很多地方记载说，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？

一、王安石的观点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太过激进。宋朝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思想法宝，儒家讲究谦让、中庸，如果太激进，就会被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，而王安石却在变法前后，提出过惊世骇俗的“三不足”狂言。熙宁三年（1070）春，作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，给谋求馆职的一班朝臣初拟了一道“策问”题，内容就是王安石的“三不足”论：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。”司马光希望参考者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的“怪论”。可见，当时许多人对王安石的议论十分反感，因为这些言论是为推行变法进行思想铺垫的，所以在后来推行变法中，反对这些言论的官员，反对他变法主张的态度异常坚决。

二、王安石变法触犯了贵族士大夫的利益。王安石变法中，有一条变法政策就是打击地主们的土地兼并。但是，贵族和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，打击土地兼并就是抽空他们的钱袋子，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。王安石虽然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，但他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，深知国弊而不懂“官箴”。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，必然伤筋动骨，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，结果犯了众怒。贵族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对国家的忠诚，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，因此，这些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，哭爹喊娘向宋神宗告御状，欲置王安石于死地。

苏洵以王安石面垢不擦，衣垢不浣，一年四季不洗澡，而作《辨奸论》一文，断言：“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！”苏洵因此在朝野暴得大名。谏官陈瓘甚至说：“寻常学者须知得王安石一分不是，即是一分好人，知得王安石十分不是，便是十分好人。”这些人和这些骂声，不过是反对和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冰山一角而已。所以，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罪魁祸首的记载，真是随处可见，多得很。

当然，也有说话公允的评价，比如，黄庭坚。黄庭坚也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但他对王安石却是欣赏和敬佩的，他在《跋王荆公禅简》中说：“余尝熟观其（王安石）风度，真视富贵如浮云，不溺于财利酒色，一世之伟人也。”

为什么成北宋灭亡罪魁祸首，因为王安石变法，最后助长了***。

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上任，掌握大宋全权后，在权力巅峰这个年轻人俯视着自己的国家，发现仅仅108岁的北宋王朝变得步履蹒跚，如同肥胖病人，活力越来越小。

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，宋神宗显然不愿国家是这样一个烂摊子，于是对大臣们说道，“天下弊事之多，不可不革。”

那么谁能承担改革重任呢？在他眼里非王安石莫属，作为志向非凡的人，宋神宗和王安石两人可谓惺惺相惜，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上过万言书，期望变革，但最后石沉大海。

而这次面对年轻皇帝抛来的橄榄枝，无疑让王安石有久旱逢甘露之感。 两个同样血气方刚的人碰到一起，必然会做出一番大事业，于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。

王安石变法，目的是改变国家现状，但令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改革不但阻力重重，最后还一败涂地，不但大小官员都反对，就连百姓也集体***闹事。

而倔强的王安石还是坚持改革，他认为“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，当事人不知我，后世人当谢我”在他看来老百姓暂时利益受损是为日后利益增加。

青苗法：改革措施之一，目的是让老百姓在春天青黄不接季节，能够吃到粮食而设，当时百姓为度过春荒，没有粮食就会去地主家借粮，到有收成的时候再加倍偿还。

为了保证人民和国家的利益，青苗法改革由国家代替个人来完成，利息比地主要低，本想着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应该是一举两得。国家收获利息，人民得到实惠。

王安石看来国家以较低利息给人民好处，这是善政，可经过中间官员层层剥削，实际到手利息居然比地主给的还高。

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？可是这又是国家强制命令，这一行为居然成了官府垄断的生意，老百姓不能向地主借，只能向***借。

看到这个问题，再想起《百家讲坛》某教授尊司马贬安石之说，不禁想为介甫同志击鼓鸣冤。把北宋灭亡的罪魁帽子扣在王安石的头上，其用心，比起安给岳飞的“莫须有”罪名有过之而不及。

现在称为国宝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一幅盛世危图，描绘了宋徽宗时期首都汴京的城门街市景象。作者张择端那时还不算太有名的画家，因此，这幅图根本就没让文艺青年宋徽宗看上眼。既然没看上眼，自然对其中寓含的危险也没有得到任何警示。从这幅画，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经济繁荣。

这么繁荣的经济景象，按理说北宋的国库应该非常厚实才对。可事实上恰恰相反，北宋的现状偏偏就是民富而国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财富都在以大地主为代表的“士族”手中。

王安石变法的核心，是与“士”夺财，而不是与“民”争利，因此，这次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极力支持，更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士人极力反对。他们为什么要反对，因为王安石动了他们的奶酪。他们靠什么反对，靠的是阳奉阴违，靠的是处处制肘，靠的是李代桃僵。最后，士族把祸水引向了普通百姓，让“猪请羊吃饭，结果驴买了单”成为现实。

第二，警备松弛。

首都，应该是警备工作做得最好的地方。可是，从图上可以看出，防火的塔台和进出的城门没人值守，而差役兵丁们坐在衙门口打瞌睡。是什么让这些本应枕戈待旦的兵士如此懈怠？是因为大宋天下太平，真的无仗可打吗？

曾记否，从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开始，天下就没太平过，每年堂堂大宋还要给大辽送岁币银两买平安。这种情况下士卒还有心情打瞌睡，还有两排军营被改成了饭馆，说明政务军务荒废到何等程度，这些，究竟是谁人之过。

第三，官民对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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